
1976年1月10日清晨,中南海一片寂静。华国锋推开周恩来办公室的门,一张未送出的名单压在台历下,厚厚的牛皮纸封口早已卷起财富配资,隐约可见“”三字。两天前,总理病逝;两天后,这份文件成了影响当年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的重要依据。

名单旁夹着一页小字,落款“毛泽东”,仅一句批示:“同意在人大任命邓颖超副委员长。”笔迹遒劲。周恩来生前将它锁在抽屉,未曾提起。华国锋凝视良久,轻声自语:“这是主席的遗愿,必须办。”
四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召开在即,政治局讨论增补名单。有人担忧资历排序,有人担心健康状况。会上,华国锋回忆批示,句子未完,便加上一句斩钉截铁的话:“这是毛主席生前的安排。”寥寥十三字,让会场突然安静。异议散去,决定通过。

消息传到西花厅,秘书赵炜先愣后喜。邓颖超放下手中的文件财富配资,缓缓起身。多年知交劝她保重身体,她微笑答道:“组织需要,就上阵。”那年她已七十三岁,肺结核旧疾和心脏病缠身,却依旧坚持每日工作到深夜。
为何这项任命来得如此之晚?答案得从1949年说起。建国组阁时,周恩来对身边同志讲过一句硬话:“只要我一天是总理,小超就不进政府。”丈夫担心的是公私不分、高度集权带来的误解。于是,能力出众的邓颖超在全国妇联副主席位子上一坐就是二十六年。
如果把她的履历摊开,几乎每一行都写满了战火与牺牲。十五岁投身“五四”,在天津组织“女界爱国同志会”;国共对峙时,她潜伏上海地下,难产失子仍坚持秘密交通;长征途中病弱骑马过草地,陷入泥沼整整两个小时才被救出;抗战时期,她又成为国民参政员中七位中共代表之一。能力、声望、资历,件件都够,却始终被周恩来的“遮挡”挡在政府序列之外。
1976年的提名,既填补了周恩来留给妻子的缺口,也让改革整顿多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旗手。会上,她率先支持陈云对党风问题的警示,主持起草多项纪律条例。有人形容她讲话“温声细语却字字锋利”财富配资,批评文件拖延时,她会当场拍桌提醒时限,病弱身躯里透着难得的刚劲。
身体状况却不容忽视。那几年,她的病历厚得像一本字典:心律失常、高血压、慢性支气管炎……会见外宾前必须预服洋地黄,结束后常需吸氧。一次上午接待外宾,下午又要赶赴会议,她咬牙坚持,夜里心跳骤升到每分钟一百四十下,医生勒令静养,她却在病床旁架起小桌读材料。
邓颖超常说:“人活着就是为了工作,为了革命。”这并非口号。出访五国,她背着十七种药品;审阅外事报告,总要将地名、人名核对三遍。秘书试着节选要点,她能立刻察觉:“少了背景,容易误判。”工作人员只得重新全文朗读。
1988年她卸任政协主席,没了头衔,却把更多精力放在党风建设座谈。有人提议为她和周恩来设故居纪念馆,她断然回信:“房屋属全民所有,按规定处理,慎勿特殊化。”语气平和,却拒绝余地全无。
晚年住院,她仍关心改革动向。1992年初,邓小平南方谈话文件送至病房,她要求朗读完整版本,并连听三遍。听完,她轻轻点头:“这是新的起跑线,要抓紧。”那年7月,她因肺炎恶化,再度入院。7月9日中午,她对赵炜低声说:“我同你见最后一面。”两天后,与世长辞。
逝世次日,新华社全文公布她的两份遗嘱。七条要求里,最受关注的不是火化、不办告别,而是“不以周恩来关系搞特殊照顾”。主流报纸评价:文字朴素,却重如千钧。海外媒体也罕见以大篇幅报道,称其为“来自东方的清廉宣言”。
回到那张牛皮纸名单:若不是毛泽东的亲笔批示、华国锋的当机立断,邓颖超很可能继续隐身幕后。历史没有如果,只有选择。当年悄然递交的人事建议,让一位革命老者在73岁时再度走上前台,也让后人看到,原则与廉洁并非口头宣誓,而是可以用一生去践行的诺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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