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6年1月10日清晨，中南海一片寂静。华国锋推开周恩来办公室的门，一张未送出的名单压在台历下，厚厚的牛皮纸封口早已卷起财富配资，隐约可见“”三字。两天前，总理病逝；两天后，这份文件成了影响当年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的重要依据。
名单旁夹着一页小字，落款“毛泽东”，仅一句批示：“同意在人大任命邓颖超副委员长。”笔迹遒劲。周恩来生前将它锁在抽屉，未曾提起。华国锋凝视良久，轻声自语：“这是主席的遗愿，必须办。”
四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召开在即，政治局讨论增补名单。有人担忧资历排序，有人担心健康状况。会上，华国锋回忆批示，句子未完，便加上一句斩钉截铁的话：“这是毛主席生前的安排。”寥寥十三字，让会场突然安静。异议散去，决定通过。
消息传到西花厅，秘书赵炜先愣后喜。邓颖超放下手中的文件财富配资，缓缓起身。多年知交劝她保重身体，她微笑答道：“组织需要，就上阵。”那年她已七十三岁，肺结核旧疾和心脏病缠身，却依旧坚持每日工作到深夜。
为何这项任命来得如此之晚？答案得从1949年说起。建国组阁时，周恩来对身边同志讲过一句硬话：“只要我一天是总理，小超就不进政府。”丈夫担心的是公私不分、高度集权带来的误解。于是，能力出众的邓颖超在全国妇联副主席位子上一坐就是二十六年。
如果把她的履历摊开，几乎每一行都写满了战火与牺牲。十五岁投身“五四”，在天津组织“女界爱国同志会”；国共对峙时，她潜伏上海地下，难产失子仍坚持秘密交通；长征途中病弱骑马过草地，陷入泥沼整整两个小时才被救出；抗战时期，她又成为国民参政员中七位中共代表之一。能力、声望、资历，件件都够，却始终被周恩来的“遮挡”挡在政府序列之外。
1976年的提名，既填补了周恩来留给妻子的缺口，也让改革整顿多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旗手。会上，她率先支持陈云对党风问题的警示，主持起草多项纪律条例。有人形容她讲话“温声细语却字字锋利”财富配资，批评文件拖延时，她会当场拍桌提醒时限，病弱身躯里透着难得的刚劲。
身体状况却不容忽视。那几年，她的病历厚得像一本字典：心律失常、高血压、慢性支气管炎……会见外宾前必须预服洋地黄，结束后常需吸氧。一次上午接待外宾，下午又要赶赴会议，她咬牙坚持，夜里心跳骤升到每分钟一百四十下，医生勒令静养，她却在病床旁架起小桌读材料。
邓颖超常说：“人活着就是为了工作，为了革命。”这并非口号。出访五国，她背着十七种药品；审阅外事报告，总要将地名、人名核对三遍。秘书试着节选要点，她能立刻察觉：“少了背景，容易误判。”工作人员只得重新全文朗读。
1988年她卸任政协主席，没了头衔，却把更多精力放在党风建设座谈。有人提议为她和周恩来设故居纪念馆，她断然回信：“房屋属全民所有，按规定处理，慎勿特殊化。”语气平和，却拒绝余地全无。
晚年住院，她仍关心改革动向。1992年初，邓小平南方谈话文件送至病房，她要求朗读完整版本，并连听三遍。听完，她轻轻点头：“这是新的起跑线，要抓紧。”那年7月，她因肺炎恶化，再度入院。7月9日中午，她对赵炜低声说：“我同你见最后一面。”两天后，与世长辞。
逝世次日，新华社全文公布她的两份遗嘱。七条要求里，最受关注的不是火化、不办告别，而是“不以周恩来关系搞特殊照顾”。主流报纸评价：文字朴素，却重如千钧。海外媒体也罕见以大篇幅报道，称其为“来自东方的清廉宣言”。
回到那张牛皮纸名单：若不是毛泽东的亲笔批示、华国锋的当机立断，邓颖超很可能继续隐身幕后。历史没有如果，只有选择。当年悄然递交的人事建议，让一位革命老者在73岁时再度走上前台，也让后人看到，原则与廉洁并非口头宣誓，而是可以用一生去践行的诺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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